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组织的丑闻。
2016年的魏则西事件中，一个年轻病人通过百度搜索接触到相关医院并接受治疗。联合调查组后来认定，百度相关关键词的竞价排名结果客观上影响了他的就医选择，并指出当时的竞价排名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识不清等问题。[1]
同一年，美国富国银行因大量未经客户授权开设账户受到监管处罚。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调查发现，在销售目标和薪酬激励推动下，员工为了完成业绩，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开设存款账户和信用卡账户。按照银行当时自己的分析，可能涉及超过两百万个未经授权的账户。[2]
大众汽车的柴油排放事件则展示了另一种形式。部分车辆安装了能够识别排放检测环境的软件，测试时启动更严格的排放控制，正常行驶时却降低控制效果。美国环保署指出，部分涉事车辆实际道路行驶中的氮氧化物排放最高达到法定标准的四十倍。[3]
这些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并不相同，不能作简单的道德类比。它们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多严重的错误并不是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在制度、技术和分工中逐渐成为整个组织的行动。
追究个人责任当然必要。但如果一个结果必须经过许多人的参与才能形成，仅仅归结为“某些人是坏人”，仍然没有解释全部事实。更值得追问的是，人进入组织以后，原本属于个人的欲望、错误与罪，为什么能够获得更大的现实力量。
组织本身并不是恶。医院能够完成个人无法完成的医疗，学校能够长期传递知识，企业能够组织大规模生产。组织突破了个人能力的边界，但能力的扩大和效率的提升，并不会自动带来圣洁与公义，也不能证明所走的道路就是正确的。
几千年前，《创世记》中的巴别塔故事已经触及这一矛盾。
一、上帝为何阻止巴别塔的建造
《创世记》记载：
1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2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3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4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5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6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7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8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9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创世记》11:1–9，和合本
这个故事很容易令人困惑。共同语言使沟通更加顺畅，合作使人能够完成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城市和技术又推动文明发展。为什么上帝反而中止了巴别的工程？
问题并不在建造本身。经文没有把城市、技术或合作视为罪，圣经后来甚至以圣城新耶路撒冷作为终末图景。巴别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人为什么建造，以及共同的力量最终被用来做什么。[4]
经文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要“传扬我们的名”，又要“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许多人因为共同语言和共同目标被组织起来，分散的个人力量由此形成强大的共同能力。BibleProject 因而把巴别理解为一种围绕“自己的名”建立起来的错误统一，并把它视为后来巴比伦式帝国力量的早期图景。[5]
对于上帝为何介入，学术界有不同的解读和侧重，在这里我并不打算展开来做学术讨论。[6]
巴别人想靠自己的力量“传扬我们的名”。但我们要做对比清楚的是：紧接着，《创世记》12章中，上帝却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的名为大”，并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7]
两者都是关于“名”，为何结局截然不同呢？因为一个是人靠自己为自己立名，一个是上帝赐下名，并使这个人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巴别塔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人能不能强大、不能有“名”，而是人拥有力量以后，准备拿它做什么。
二、使命如何让位
效率可以提高生产力，但它本身没有自己的道德方向。组织可以迅速把一个目标变成现实，却不能保证这个目标本身正确。因此，一个组织越有效率，越需要清楚自己为什么存在。
许多组织起初都有值得肯定的使命，但进入现实以后，还必须面对生存和残酷的竞争。收入不足，组织无法维持。发展停滞，也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管理者面对的选择因此很少像道德教科书那样简单，更多时候是在现实压力下作出取舍。
正是在这种压力中，使命最容易慢慢退到后面。
以百度为例。搜索引擎的基本价值，是帮助用户找到他需要的、有价值的信息。但商业搜索引擎也必须建立盈利模式。当广告客户愿意通过竞价换取更显眼的位置时，这种模式能够直接带来收入。在激烈竞争中，它甚至很容易显得合理。如果自己拒绝高收益模式，而竞争者接受，公司可能因此失去增长机会。
问题往往不是某一天有人正式宣布放弃最初的使命。人们仍然认可原来的愿景，只是在每一次具体选择中，都有一个眼前更现实的理由。先解决生存问题，先完成增长，先应对竞争。单独看，每一个决定似乎非常正当及合理。不断累积以后，组织真正追求的东西却可能已经改变。
富国银行事件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销售指标原本用于推动和衡量业务，后来却与员工收入和职业发展紧密联系。制度开始持续奖励“完成数字”的行为，最终推动大量未经客户授权的开户行为。此时需要解释的，已经不只是个别员工为什么失去诚信，还包括整个制度长期在不择手段鼓励什么。
现实压力不能使欺骗变得正当，个人仍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当大量人员在同一种激励下反复作出类似选择时，问题已经超出个人品德。使命通常不是突然消失的，它更容易在一次次看似现实、合理甚至迫不得已的选择中，被慢慢挤到一边。
三、分工如何稀释责任
组织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能够把一件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拆成不同任务，再把这些任务重新连接起来。现代医疗、工业生产和公共治理都建立在这种能力之上。
同样的结构也可以完成错误的事情。
美国司法部公布的大众汽车案件材料显示，公司在开发面向美国市场的新型柴油发动机时，面临更严格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相关人员发现，很难同时满足排放要求和既定产品目标，于是使用软件识别车辆是否正在接受标准排放测试。检测时车辆以符合标准的模式运行，正常道路行驶时则降低排放控制。[8]
这套方案随后进入真正的组织流程。工程人员开发和修改软件，项目管理人员允许项目继续推进，相关车辆进入市场。后来道路测试暴露出异常排放，有关人员仍向监管机构隐瞒软件的真实作用。完整的欺骗因此并不是一个人在某个孤立时刻完成的，而是分散在不同人员和阶段之中。
这里出现了组织特有的风险。每个人承担的只是一部分，但所有部分连接起来，才形成完整结果。一个人很容易只问自己是否完成了岗位要求，却不再追问自己的工作与其他人的工作连接起来以后，整个组织究竟在做什么。
纳粹德国把这种危险推到了历史的极端。大屠杀当然不能被简化为组织分工的后果，它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国家政策和大量主动实施犯罪的人。但如此庞大的迫害同样依赖一个复杂的国家机器。公务人员参与制定和执行剥夺犹太人权利与财产的法律，使迫害成为行政制度的一部分。[9]
大规模驱逐还需要交通系统的参与。德国铁路承担了大量人员运输，列车安排、线路协调和运费计算都进入日常行政程序。极端的罪恶因此可以表现为一张时刻表、一份文件或者一次普通的行政操作。[10]
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他试图把自己描述为毁灭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强调自己没有制定政策，只是在执行命令。然而，他在欧洲犹太人的驱逐和运输中承担了重要的组织职责，法院最终认定他是种族灭绝的重要实施者。[11]
这并不意味着组织中的每个人承担相同责任。职位、权限、知情程度和实际选择空间都必须区分。但分工本身不能使责任消失。纽伦堡原则第四项后来明确指出，只要一个人在事实上仍有进行道德选择的可能，仅仅因为行为来自政府或上级命令，并不能免除其责任。[12]
一个人进入组织以后，仍然需要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什么。
四、错误如何变得正当合理
组织的偏离还可能通过语言得到维持。
隐瞒错误可以被说成保护机构，压制批评可以被解释成维护团结，维护既有利益也可以被说成顾全大局。问题不在这些词本身，而在于它们有时会把真正发生的事情遮住。
更危险的是，人会借组织之名掩盖自己的错误。明明是在维护自身利益，却说成“为了集体、为了组织”；明明是在压制批评，却说成“为了团结”；明明是在逃避责任，却说成“顾全大局”。这种假冒伪善，使错误披上了责任与忠诚的外衣，也让人越来越容易把自己的罪合理化。
到了这一步，组织甚至不需要公开放弃自己的使命。它仍然可以反复讲述最初的理想，同时利用这些理想维护已经形成的利益。久而久之，人会越来越难分清，自己究竟是在维护使命，还是只是在维护组织本身。
因此，没有任何组织会因为历史悠久、使命崇高，或者名字听起来充满爱心和责任，就天然不会败坏。判断一个组织，最终仍然要看它实际如何行动。
五、使命高于组织
人不能没有组织。许多重要的善，只有通过长期合作才能实现。它真正提醒我们的，是组织不能成为自己的目的。
人在组织之中，很容易淡忘组织最初为什么存在。现实压力要求它生存，成功又使它逐渐积累自己的利益，分工则容易让成员只看到自己负责的一部分。久而久之，维护组织本身可能比完成使命更加重要。
使命才是目的，组织只是实现使命的方式。为了维护组织而牺牲使命，实质上已经重新走上巴别塔的道路。人开始维护自己的名和自己的利益，并不断为这些选择寻找正当理由，在自以为义中越走越远。
所以，巴别塔留下的反思直到今天仍然尖锐：
我们究竟在建造什么，又是为了谁而建造？
注释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网信办联合调查组公布进驻百度调查结果〉，2016年5月9日。联合调查组认定，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的竞价排名结果客观上影响魏则西的就医选择，并指出竞价排名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识不清等问题。
[2]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Fines Wells Fargo $100 Million for Widespread Illegal Practice of Secretly Opening Unauthorized Accounts,” September 8, 2016. CFPB指出，销售目标和薪酬激励推动员工秘密开设未经授权的账户。按照富国银行自己的分析，可能涉及超过两百万个存款及信用卡账户。
[3]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Update on Recent Volkswagen Announcement,” September 25, 2015. EPA指出，相关软件能够识别车辆是否处于排放测试状态，正常驾驶时降低排放控制效果，部分车辆氮氧化物排放最高达到标准允许水平的约四十倍。
[4] Theology of Work Project 对《创世记》11章的解释明确反对把城市本身视为邪恶，并指出圣经最终以圣城作为终末图景。其解释把巴别的问题更多地指向人的骄傲、自我扩张以及共同力量所服务的方向。
[5] BibleProject 将巴别理解为一种围绕“自己的名”形成的错误统一，并把巴别与后来圣经中的巴比伦及帝国性权力联系起来。其重点不在反对合作，而在追问共同能力最终服务于谁。
[6] Luther Seminary 的 Working Preacher 指出，《创世记》11章并没有完整展开上帝介入的全部理由。解释传统主要包括骄傲与悖逆、拒绝分散和“遍满全地”，以及对帝国式总体化权力的批判。正文采用这些解释中能够彼此兼容、且有文本依据的部分。
[7] 《创世记》11:4“传扬我们的名”与12:2“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之间的对照，是多个英文释经资源强调的重要叙事线索。前者表现人的自我立名，后者则与“地上的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联系起来。
[8]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Volkswagen AG Agrees to Plead Guilty and Pay $4.3 Billion in Criminal and Civil Penalties,” January 11, 2017. 美国司法部公布的大众汽车认罪材料及相关案件文件记载，工程人员参与设计和实施测试识别软件，项目管理人员在知情情况下允许项目继续，后续还有人员参与向监管机构隐瞒软件的实际作用。
[9]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The Role of Civil Servants.” 相关资料显示，纳粹德国的公务人员参与制定、执行和落实逐步剥夺犹太人权利、职业和财产的法律与行政措施，使迫害进入国家的日常行政体系。
[10]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German Railways and the Holocaust.” 德国铁路系统在犹太人及其他受迫害群体的大规模驱逐中承担重要运输职能，列车安排、线路协调和收费均成为迫害机器的一部分。
[11]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Eichmann Trial.” 艾希曼在审判中强调自己并非政策制定者，而只是毁灭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法院最终认定他在欧洲犹太人的驱逐和种族灭绝中承担重要责任。
[12]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Recognized in the Charter of the Nürnberg Tribunal and in the Judgment of the Tribunal, Principle IV. 该原则指出，依照政府或上级命令行事并不会自动免除国际法责任，只要当事人在事实上仍有进行道德选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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